香港之问：破解香港发展的"认知扭结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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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（Stephen Roach）抛出“香港玩完”观点，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以《我痛苦地说：香港已经玩完》(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)为题，引起争议。香港政界纷纷反驳： “香港必须有自信”、“经济发展不能只看股市，香港有很长时间可以玩”、“如果社会可以畅所欲言，香港就不会‘玩完’”。

罗奇曾是中国概念“大好友”，多年前坚定看好并盛赞中国经济，在金融海啸时期还曾任港府的经济机遇委员会成员。前几年离开香港，之后态度逐渐与以往大相径庭，直至最近发表了这篇看似悲观的文章。

其实何止罗奇，香港就像“哈姆雷特”，关于它的观点似乎一直在变，从未统一过，近几年尤甚。掐指一算：没来过香港的外国人、以前在香港，但是疫情前和期间离开的外国人、目前居在香港的外国人、本土港人（包括离开的和留下的）、还有内地老移民、内地新移民、以及没来过香港的内地人——这九类人就有好几种不同观点。

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、任何一个金融中心都有其优劣势，有其不为人知的困境和挑战。向内看，香港过去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大陆，在曾经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借助与大陆的差异化优势，形成互补，获得发展，并塑造了在全世界的独特形象。而在当下，一些差异还在，比如一国两制、完备的法律体系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、开放的经济体系等，但由于其自身、大陆及世界格局的变化，原有优势逐渐弱化，能否借助新的发展势头形成新优势，尚未可知。向外看，世界遭遇百年不遇大变局，面对地缘政治冲突，香港成为其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，时常会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影响，为其发展带来诸多挑战。尤其在过去十年，这一态势日益凸显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，香港既要排除干扰，又要聚焦发展——平心而论，难度极大。

然而，无论是“金融遗址”论，还是对香港内外部变化的关注，都没有触及真正的核心问题。这些核心问题直指为何“昔日运作难以再续辉煌”。目前大量关于“香港之问”的讨论犹如瓜藤上的扭结，这些扭结中的误解又形成了更大的扭结。结果，无论是来自中央的政策，还是香港自身的努力，都因为这些“扭结”的存在，难以找准发力的方向。如果这些“扭结”不能被深入理解，香港的境遇将难以得到真正的改变。

这种困境不禁令人反思：我们是否真正看清了香港所面临的挑战？香港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修补，而是对症下药的深度变革。

认知扭结之一：香港的时代红利

必须看到，大陆和香港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已经发生巨大转换，且此转换难以回头。

香港的兴衰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息息相关。彼时大陆是一个封闭经济体，即使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，大部分对外经济往来都需通过香港。技术、国际市场信息、国际商路、国际航运等等，也大多仰赖香港。香港因此奠基。再加上自由港地位、资本开放以及英美法系制度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。

随着改革开放，内地各省市经济高速发展，香港带来的中外经贸红利逐渐消退，两地商业往来日益鸡肋。一方面，内地商业体系发展迅速，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内循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。同时，外贸及对外交往也无需必经香港这个桥梁。另一方面，内地国产品牌崛起，鼓励内需消费，降低消费税及奢侈品进口关税，并在海南、深圳等地设立免税店，内地消费者无需再来港购物，反倒是香港人涌入深圳抢购国货——香港零售业已基本变成“本地消费”，销售额屡创新低，租金暴跌，商铺市场洗牌，铜锣湾利园山道一核心铺位，租户由奢侈品浪琴变成手机配件店，月租从230万元直跌94%，目前仅12.8万元；而深圳零售企业销售额则增长超过两位数——时代变迁可见一斑。

可以说，除了金融业、资本市场、和低税率等少数核心领域和制度优势，香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长袖善舞了。随着国家“双循环”战略的推进，这一趋势的减弱或改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如果依然认为“潮起总会潮落”，期待旧有优势再度发挥作用，无异于在藤蔓上打结，自我设限，僵局只会被固化。

认知扭结之二：香港人才优势

香港的黄金时代，精英荟萃，似乎形成了无可比拟的人才优势。然而，这种优势在当时更多体现在特殊条件下经济领域“知”与“不知”的差异，而不一定是在综合素质上高于大陆人才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，大陆人有更多机会出国留学、对外经济交往等，由于大陆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，这方面人才的数量、质量迅速超越香港，更何况大陆还有从科技、学术到经济各个领域的人才优势，因此，目前香港在人才实力上已经稍显薄弱。一个显著的现象是：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，香港人纷纷到内地投资办企业、洽谈生意；而在过去的二十年，大量内地人才涌入香港，内地也不再是遍布香港大佬的舞台。即使是在内地的港资机构，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，大部分也都是内地人。然而，香港在法律、保险、审计等领域的人才优势依然明显。

近年来，香港致力于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，以争取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，并配合大湾区的科技发展。然而，仅有资金支持远远不够，人才和创新生态仍是瓶颈。疫情后的两年里，香港通过多项人才政策吸引了大量内地科技人才，毗邻深圳的香港科学园甚至需要扩建新楼以容纳，但仍不足以满足“世界领先科创中心”的需求。尽管短期激励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要根本提升香港对海内外人才的吸引力，还需深入解决人才在港工作和生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，从居住条件、发展规划、劳工保障等多个方面切实提高来港和留港的吸引力。

不仅科技领域，金融行业同样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。尽管香港曾是全球金融中心，许多优秀人才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片土地，目前尚未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些人才会回流。要重新吸引这些人才，香港需要在政策和环境上进行全方位的调整。

认知扭结之三：香港的“开放性”

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，在经济上的开放性毋庸置疑。但这个“开放性”是指一个经济体对世界，即对境外的开放性——这方面内地所有城市都无法与香港比。然而，面对迅速扩大的大陆市场，香港虽然比其他经济体有开放优势，相对于内地各城市，如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，却是最不开放的。

内地城市或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是“国内贸易”，人、财、物、数据等畅通无阻。对于香港而言，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则是“跨境贸易”和往来，再怎么开放也有一定的管制。也就是说，就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，香港比上海等内地城市更具开放性优势；就国内贸易和国内交往，上海等内地城市则比香港更具开放性。这是这二十年来香港下意识最想突破，而主观上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局限。

而同为“开放经济体”，新加坡与香港却展现出迥异的风格：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。

香港因为依靠内地这么一个特殊位子，满足于作为内地与世界的桥梁、联系人，在区域竞争中略显被动，很少主动出击。亚洲金融危机后，香港业务重心逐渐转向内地市场，此后基本上是做与内地相关的业务。我们再看新加坡，本身体量也很小，但作为一个经济体，却更具主动性和竞争性——先是积极开拓周围国家的市场，成为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中心；但并不满足于此，进一步北上拓展中国及东亚市场。相比之下，香港主动面对的市场更加单一。

再进一步，虽同是“开放”，却“内外”有别。新加坡虽然也是开放型经济体，但其金融分“在岸市场”与“离岸市场”，许多在新注册的机构只能做离岸业务，比如许多外资银行新加坡分行不能做本地业务，所以只能更多面向周围、甚至中国等亚洲国家市场。这些年新加坡出台许多政策吸引金融科技公司，大家都认为其友好、开放。实际上，这些公司并不能做新加坡国内市场，几乎全是面向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开展业务。相比之下，香港则不分在岸和离岸，紧靠着的只有中国内地，难以回旋。近些年香港开放虚拟资产交易，许多公司是希望通过香港合法注册打开内地市场，或吸引内地人到香港参与虚拟资产交易，不过尚未合法注册却先在香港开始了诈骗。

当然，从具体金融功能和服务来看，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：香港是成熟的交易中心，帮助企业筹集资金；而新加坡则更适合私人财富管理。中国内地对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。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以规避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是另一个问题。这些资本流入中有多少会留在新加坡，以及新加坡本地经济是否会从中受益，尚是疑问，但新加坡在应对外部环境、把握发展机遇中展现的主动性，不可忽视。

认知扭结之四：惠港政策“大礼包”

历年惠港政策对改善当时香港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，但并没有帮助香港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。

香港自回归起即遭遇了97亚洲金融危机、互联网泡沫、911及中东战争、非典、美国08年金融海啸等一系列严重影响香港经济的事件，每次中央政府都给予香港强有力的支持，同时相应出台了惠港措施。这些措施都即时给香港带来游客资源、资金进出内地的通道、金融基础设施资源等，对加强两地往来、活跃香港市场、增加香港就业、开放内地市场、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但在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，这些政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。原因可能是，中央政府出台这些政策，一方面要帮助香港渡过难关，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内地的金融安全、经济安全等，较少考虑提升香港的竞争力，对政策的实施设定了许多限制措施。这些限制措施目的是保护内地经济、金融安全，却无意中妨碍了香港创新能力的发挥。香港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加持下，成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，但在人民币业务创新上，却不如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活跃。如果香港的人民币业务执行与内地相同的监管办法，那么设立香港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上海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方案莫衷一是，恐怕也与此有关。

惠港措施旨在支持香港，但客观效果可能有些偏离初衷，不仅没有形成竞争优势，某种意义上还“削弱”了其自身蜕生出新竞争优势的能力。现在，每当香港经济遭遇困难，各界往往首先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，期望获得大礼包，却较少主动寻求通过自身改革来提升竞争力。

要改变香港的境遇，就必须勇敢地直面这些“扭结”。那在新变化之下，如何“解结”，创造香港新优势？

一、 政府需要适度有为。

香港是一个开放的、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；但“自由市场经济”并不能教条化、绝对化——香港也曾有过长期的租金管制；现在公共交通、水电等是PPP模式，不是完全的市场模式，出租车市场也是专营的。在当前的形式下，坚持“小政府”难有作为，难以做出真正改变。新加坡不仅有星展银行这样本地而生的国际性银行，还有淡马锡等强大的主权投资集团。香港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支持下，在有利于高度开放性和充分竞争性的前提下适度有为，强化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整体的竞争性和主动性。

二、必须保持并强化香港的差异性。

内地庞大的市场为香港带来了新机遇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湾区建设是正确选择。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战略、融入大湾区建设，绝不能消除香港在制度、法律、文化上的差异性。否则可能很快将沦落为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。

再看新加坡，其成功在于其清晰的发展策略——经济上融入世界，制度文化上坚持独特道路。若仅坚持独特的制度而不融入世界，不可能有今日成就；若经济上融入世界，但在制度等方面与周围国家无异，也难以立足。香港需要凭借制度优势形成“洼地效应”。

三、面向内地，更要面向世界，主动开辟新天地。

地缘政治博弈和疫情使全球产业链发生重大重组，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——我国在重组中有掌握主导权的机会。香港应抓住机遇，主动出击，开拓中国以外的新市场。这不同于以往单纯为内地引进资金和寻找出口市场，而是要主动发现和满足全球范围内的新需求，这才是“超级联系人”的真正意义。具体来看，首先成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投融资中心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取得了显著成果，但融资困境依然存在，商业化融资尚未成熟。香港可出台政策，鼓励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企业来港融资，展示其建设成果和前景。其次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和产业链重组的金融服务中心。借助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机会，从“过桥”角色转型，为“出海”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，支持投融资和资金结算，开辟新的市场。

四、主动梳理并激活“惠港”引擎，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。

以往政策虽曾帮助香港渡过难关，但也存在限制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自身创新能力。要将中央惠港政策转化为香港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。既要梳理调整现有政策，赋予香港更大灵活性，避免过度依赖政策扶持，鼓励其通过自身改革提升竞争力；同时又要加强两地监管协同，共同梳理、调整、完善历年政策，在确保各自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同时，将政策优势转化为香港独有的竞争力。

五、撬动跨境科技创新，突破人才瓶颈。

内地庞大的市场为香港提供了发展机遇，但这并非局限于转口贸易或资金进出。香港本地产业应成为内地产业链的关键一环，并与全球市场连接。以建设中药港为例，提出已有二十多年，但成效有限。原因在于尝试单靠香港完成研发、试验、生产和市场开拓，这并不现实。与此相关，近年来香港吸引人才的政策反响很大，但许多人发现香港缺乏合适的产业和岗位，导致他们留在内地观望，来港后或是去卖保险，或停留片刻边走——这也是人才瓶颈迟迟无法突破的原因之一。

现代科技发展需要“市场化”与“研发”紧密结合，而金融作为桥梁至关重要。内地在科技金融方面存在短板，而香港有能力将将自身科研、资本市场和国际化优势与内地市场、生产力和应用场景相结合，发展更多新兴产业，为来港人才提供更多用武之地。

此外，香港在区位优势、金融基础设施、法律体系和科创能力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。目前已在数字货币桥、港元数字货币等领域已有所探索，未来可以面向东南亚、“一带一路”、中东等地区，用多技术路径探索构建非美元跨境清算新模式，创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新优势。

尾声

罗奇说香港“已经结束”了，倒也没错——香港的上一个阶段确实可以说“结束了”，但不意味着“玩完”，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有了新的玩家身份，身上的“叙事”也跟着改变。香港的未来，在于准确识变、主动求变、善于应变。未来既充满挑战，也孕育着希望。只要香港能抓住机遇，直面挑战，善用自身优势，“东方之珠”就不会黯淡，在风云变幻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。《香港之问：新变化中如何创造新优势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