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一期播客中没敢仔细展开的内容

大家如果听了今天《墙裂坛》新一期播客《从“有用知识”到“创造性破坏”：今年诺奖带我们重新思考“增长”这件事》，我和Johnny老师一起探讨的关于“大分流”和文化的相关内容中，提到一位新加坡的经济学家，但我把她的名字记成了“陈源远”，但应该是“洪源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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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播客里不太好详细说明，但洪教授《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》这本书的观点确实对我启发很大。

正因为洪老师的观点，我对“增长”有了很多新想法：原来我们常念叨的“先把制度修好，再等经济起飞”，可能跟现实走向并不完全一致。

洪老师的核心观点：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像一个“共演”的过程。不是先把制度打磨到满分，再一键启动增长；而是先在不完美里动起来，用“差不多能跑”的办法把经济拉起来，等经济动了，政府再边跑边调。换句话说，不需要一开始就有“最优模板”，很多时候，“次优但可执行”的选择把火先点着。等火势起来，制度自然跟着升级。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“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”，或者“不行就关掉嘛”）。

要理解这个思路，要先接受一个事实：中国政府是个超级大组织（我还没找具体的数字，但印象中大概是五千万名官员），数量相当于韩国人口。这么大的体系，要是只靠上面拍脑袋，很难灵活；但如果把“上面定方向”和“下面因地制宜”一起用，就会出现一种混搭式的适应——我觉得把地方政府比作 hackathon 也不为过。

当然中国也常会表现得很“一把抓”：管互联网、盯市场、压这个那个，效果参差不齐。但它真正奏效的时刻，往往是把“自上而下的目标”和“自下而上的即兴”打通的时候。

很多年里，发展圈有个直觉：解决贫穷，要么先把制度变成像北欧国家一样，要么就别谈发展。可二十年试下来，大家越来越发现难点在地面：好制度要资源、执行力、社会规范配套，复制粘贴很容易贴歪——也就是”解决方案变成了问题“的奇怪情况。

我们都知道没好制度会陷困境，但 这种事情其实不可避免。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：怎么从困境里出来？

于是洪老师 去做了田野调查，她在福建一个小城市看到八九十年代，地方官员把整个公务体系都动员起来拉投资。不管你是财政、环保，还是学校老师、医院医生，只要在系统里，就被动员去找项目、找资金、找资源；所有部门都被拉去招商，甚至要交押金，完不成扣钱，达成了还有奖励。听起来很不靠谱，也没有制度，也不科学，但当时我泱泱大国，唯一靠谱的资源，还就只有人际关系了。

于是，该小城还给公务员设计了分成与目标，既有指标考核硬指标，又有利润分享小金库——这放到”国际最佳实践“里肯定被diss；但就是有用，确实把市场点燃了。

等城市变富了，资源多了、人才来了、偏好也变了，官僚体系就开始换装：粗犷退场，更专业、更标准化的制度上来，开始维护成熟市场。今天走进沿海城市政府，看到的跟二三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——不是因为一开始就完美，而是因为在增长中不断“迭代”——改变资源与偏好，反过来催生对“强制度”的需求；最后再用强制度去维护已经成型的市场。

那些看起来“不好看”的制度未必没用，与其先问它漂亮吗，高级吗？不如先问它能干活吗？

当然，有人愿意冒头，前提是环境必须容得下试错，还要有明确的方向感。我们常把创造力和民主绑定在一起，但创造力是人的本能，不是制度标签，关键在于如何把它激活。

现实中国是一个更偏”绩效“的国家。经济增长曾经被放在核心的位置——因为它既是绩效，也是合法性的来源。

那是曾经。现在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