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完整版】地球上已经没有“化外之地”，但为什么还有人想“逃跑”？

这本书读完后，有种奇怪的感觉：虽然一个字都没提比特币、数字游民、自由职业、躺平、流浪，但它可能是我读过的、对理解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最有帮助的一本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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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的读后感可能都不一样。但如果要给这本书找出几个主问题，我觉得是：你知道自己是被“驯化”了的吗？人类是怎么把自己给驯化的？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被驯化？

或者找一条主线：人类引以为豪的“文明进步史”不过也是个叙事。

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文明史大概是这样的：人类从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进化到农业社会，然后建立城市和国家，这是一条从低到高、从野蛮到文明的光辉大道。谁不种地谁就是落后分子，谁不进城谁就是没开化。“蛮族”就是游民、流人、未开化的野蛮人。

但有没有可能，以上都是叙事？基本是编的？或者说，是胜利者——也就是国家——自己给自己写的宣传稿？

为了不把自己拖入索隐派，先问几个考古事实选择题，大家自己品一下：

问题1： 人类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开始驯化小麦和大麦，为什么4000多年后才决定定居，建立国家？

A：祖先智商不够。

B：小麦和大麦长的慢。

C：祖先们根本不想“进步”到国家。

问题2： 稻花儿香，麦穗儿飘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的农业生活，真那么惬意吗？

A：几千年都是那么惬意。

B：早期农业生活是一场灾难，人们被迫从事农业，逃也逃不掉。

问题3： 那些国家边境线以外、住在山上、不种水稻、没有文字的人，是还没进化的原始人吗？

A：就是没进化。

B：蛮族基因里就是蛮族。

C：蛮族是逃走的农人，是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。

答案是：C、B、C。

我只是随便编了三个问题，但这本书里颠覆所谓常识的问题还有很多。

人类在一万两千年前就开始驯化谷物了，但最早的国家要到四千年后才出现——如果农业真那么好、国家真那么香，为什么我们祖先磨蹭了160代人才”进步”到国家阶段？

因为他们根本不想。考古证据显示，同一时期的定居农民（国家里的文明人）比狩猎采集者（野蛮人）更矮、更病、更累。野蛮人的食谱包含上百种植物，每天只工作三、四小时；而农民被绑在一两种谷物上，全年无休，还要和牛羊猪鸡挤在一起，成为瘟疫的培养皿。麻疹、天花、流感、霍乱，全是定居农业的副产品。早期农业聚落的婴儿死亡率可能高达40%到50%。

02

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这么惨，为什么还要种地当农民呢？

因为国家需要你种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一个冷知识：所有早期国家，其实都是“谷物国家”——小麦、大麦、稻米、玉米——没有一个“木薯国家”或“芋头国家”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谷物更有营养吗？

并不是，是因为谷物特别适合被征税——长在地上看得见，金灿灿的一片，一望无垠，尽收眼底。而且成熟时间集中，便于计量、储存、运输。真是收税良物。

而木薯呢？埋在地下可以藏两三年，税官想征就得一个一个刨，刨出来也不值钱。所以国家的疆域边界，基本就是“能种谷物的地方”；再往外的山地、草原、沼泽，就没办法了。

所以，如果你不想被农业生活“驯化”，向山地、草原、沼泽逃跑——就成了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。

斯科特曾研究过东南亚山地的一亿人口，发现他们不是”还没进化的原始人”，而是两千年来逃离国家的逃亡者社区。他们种木薯、刀耕火种、分散居住、不断搬家，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家够不着。

哥萨克人也是一样——他们不是一个民族，而是从俄罗斯各地逃到边疆的农奴。从黑土地带逃出来，逃到顿河流域就变成顿河哥萨克，逃到亚速海就变成亚速哥萨克。他们在边疆学会了骑马、学会了游牧生活、建立了公共财产制度。他们的”民族身份”是在逃亡中形成的。

换句话说，很多“蛮族”不是一直野蛮，而是主动选择变成蛮族的。很多所谓“蛮族”不是没赶上文明列车的原始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“文明”是什么，而是亲身体验过之后，主动选择了离开。

大量希腊人、罗马人投奔匈人，因为在那边日子更好；古代中国农民向草原”投敌”屡见不鲜，所以长城不只是用来挡蛮族的，也是用来挡想逃跑的纳税人的——它是双向的。

人类学家Pierre Clastres研究南美洲原始部落后，感慨：有历史的民族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历史是对抗国家的历史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：我们以为那些“没有历史”的民族，是还没进化到能建立国家的阶段；但实际上人家可能是主动拒绝国家的人。他们的“落后”不是无能，而是选择。

这个过程就叫做“二次原始化”（secondary primitivism）。

03

我知道大家看到这里会皱眉头。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一无是处，更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石器时代。

以上只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阐述，或者可以看作一个提醒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——定居、种田、打卡、交税——aka 被驯化——在人类二十万年的历史中，其实只占了最后的百分之二点五。

但这也都是一万年前的事了。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“外面”可逃，地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国家瓜分干净了。1945年之后，公路、卡车、直升机、卫星、数据库——这些“消灭距离的技术”让国家可以把权力真正投射到每一个边界。蛮族的黄金时代早就结束了。

黄金时代结束了，但“蛮族”也灭绝了吗？

好像也不能这么说。 看看周围，还是能看到很多各种款式的”逃跑者”。

比特币、数字游民、自由职业、躺平、流浪——如果用斯科特的框架来看，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版本：它们都是对“被驯化”的抵抗。

国家需要的是“可读”人口：有固定住所、有稳定职业、有清晰的财产记录、有可追踪的行动轨迹。只有这样的人口，才能被有效地征税、征兵、管理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现代社会的整套基础设施——户籍、学历、工作单位、银行账户、社保记录、房产证——都是“驯化”工具。它们把流动的、模糊的、难以捉摸的人，变成固定的、清晰的、一目了然的“社会单元”。这套系统当然有很多好处：稳定、可预期、有保障。但它也有代价：你必须按照系统的逻辑生活，走系统规定的路线，完成系统设定的任务。

有些人觉得这个代价可以接受。但有些人就是不能适应。

虽然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“化外之地”了，但“逃跑”的冲动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形式：

加密货币是一种逃跑。它是“数字木薯”——比特币的设计逻辑和木薯一样：它是一种故意让自己“难以被读取”的资产。

数字游民也是一种逃跑。他们会像几千年的草原骑手一样，在边界之间穿梭，在发达国家接活、在发展中国家生活，用地理套利来逃避单一系统的完全覆盖。每个国家都想把这些人纳入自己的税务系统。至少目前为止，还很难做到。

躺平也是。它是成本最低的逃跑方式：既然我跑不出这个系统的物理边界，那就降低和这个系统的接触面。不买房，银行就贷不出款给我；不结婚，民政局的表格就少填几张；不生孩子，计生办和教育局就和我没关系；收入低到免税线以下，税务局也懒得管我。用最小化方式，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空气——存在，但不值得追踪。

总之当“无处可逃”的感觉达到一定强度，人们就会开始发明新的”逃跑方式”。

那么国家会如何面对对各种款式的“逃跑”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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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，或者控制系统——对各种款式的”逃跑“的反应，也很有意思。

古代帝国对蛮族的策略通常是四种：打、和、买、收编。今天也一样。

比如，监管机构会“打”加密货币，出台各种禁令和限制；同时也会“和”，承认它的存在，试图把它纳入监管框架；有时候还会“买”，给一些合规的项目发放牌照、提供优惠；最后是“收编”，一些曾经的”逃跑者”被吸收进系统内部，成为”持牌经营”的正规军。

对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，策略也类似。一方面，各国税务机关越来越关注这个群体，试图堵住税收漏洞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国家开始推出数字游民签证，把这群人吸引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内。想逃？可以逃到我这儿来，给你一个相对宽松的笼子。

甚至对躺平和流浪，系统也有自己的应对。有些地方开始清理“非标准生活方式”的人群，有些地方收紧对“灵活就业“的定义，有些地方要求自媒体和直播必须实名认证。这些措施的共同点是：提高“系统之外”的生存成本，让逃跑变得更难。

但这场博弈不会有终点。六千年来，国家从来没有彻底消灭“蛮族”。每一次“墙”修高一点，就会有人发明新的翻墙方式。每一个漏洞被堵上，就会有人发现新的漏洞。

这并不是因为人类本性不喜欢守规矩，喜欢找漏洞，而是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，而任何系统的供给都是标准化的。当系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，总会有人选择“出走”。

而且——这也是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一个观点 ——国家和蛮族是一对黑暗双胞胎，它们相互定义、相互塑造、相互依存。国家需要“蛮族”来定义自己的边界、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、来提供一个“反面教材”。没有了蛮族，“文明”这个词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
把这个框架套到今天：系统需要“逃跑者”。它需要一些人去当反面教材，好让其他人觉得”留在系统内”是正确的选择。炒币亏光的故事、数字游民漂泊无依的故事、躺平者晚景凄凉的故事、流浪汉冻死街头的故事——这些叙事的功能，和古代帝国宣传蛮族茹毛饮血，我觉得大同小异：它们都是为了让你觉得，老老实实待在系统里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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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这篇读后感，不是在鼓励大家去逃跑。逃跑肯定有成本，有风险，而且并不适合所有人。

只是想说—— 如果有时候你也有这种感觉——有点窒息，觉得自己像牛马，有“走”的冲动，或喜欢刷“和土拨鼠一起去流浪”的视频，或者手里总会留点加密货币——那咱俩都不是变态，只是六千年来的逃跑基因在蠕动而已。

这种冲动不会因为现代国家的边界更牢固、技术更先进就消失。它只会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。